周恩来和鲁迅是不是亲戚？这个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，周恩来自己给出了答案。
1952年4月的一个傍晚，周恩来总理轻声对秘书说：“茶要热一点，许先生来了，我得改口叫她婶母。”这句话说得像是开玩笑，但屋里的工作人员都愣住了——总理又要认亲戚了吗？
对于周恩来而言，绍兴是一条难以割舍的纽带。虽然他的童年是在淮安度过的，但家族的根——家谱、祖坟和亲戚都位于浙东的那个水乡。每当路过绍兴，他总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，仿佛在寻找一段被风吹走的往事。
族谱上写得很清楚：始祖周茂在南宋时迁居宝佑桥。只是清末战乱，祖父周起魁跑到淮安当师爷，树挪了根。到了1898年，大鸾降生时，这支“保佑桥分支”已经在运河边扎下根了。
在同一座古城里，还有一个叫“百草园”的地方，住着鲁迅的另一个家族分支，被称为“履盆桥分支”。两家人都敬仰周敦颐，但他们的家之间隔着两条小巷和一条辈分的鸿沟，以及后来席卷全国的时代变迁。那时候，年轻的鲁迅在绍兴组织巡回演讲队伍，而年轻的周恩来在东北剪掉了辫子，两人的生活轨迹并没有交汇。
周恩来最早看到《狂人日记》并不是在图书馆，而是在天津学生运动时传阅的地下印刷品里。一个同学说：“周先生的笔真厉害。”周恩来微微点头，心里想：“我和他，或许算同路人。”这句话，旁人没在意，他却记在心里。
1927年，周恩来秘密回到上海，忙着组织工人运动。当时上海局势紧张，鲁迅住在景云里，有人用“革命文学”的名义讽刺他。楚图南把鲁迅写给朋友的抱怨信给了周恩来，周恩来皱眉说：“不管是不是亲戚，都不能让鲁迅先生寒心。”之后，几封信和电报澄清了误会，左翼作家联盟也成立了。
在抗日战争期间，武汉形势危急。1938年10月19日，周恩来登上了一个美国海军青年会的木楼，外面风声呼啸。他一开口就说：“我可能和鲁迅是同族，今天我不是来作客的。”这一句“我不是来作客的”，把鲁迅的斗争精神和他的家族背景结合在一起，台下的年轻人听得眼眶都红了。
第二年春天，周恩来来到绍兴检查钱粮工作。饭后，他拉着姑父王子余问道：“百草园那户周家和我们，到底隔了多少代？”王子余放下筷子回答说：“同姓但不同一家，鲁圩周和后马周是分开的。”周恩来微微应了一声，但没有继续追问，神情显得有些失落。
调查一直没有停止。在重庆的时候，他请在上海的文化界朋友帮忙查找旧家谱；到了延安，他又让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们回老家寻找相关资料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档案、地方志和学者提供的线索都在北京汇集。经过多次交叉比对，事情的来龙去脉越来越清楚——两人都是周敦颐的后代，只是在鱼化桥这个地方分成了两个支系，相隔九代。
1949年以后，政务繁忙。西花厅的书架不断更换，但《鲁迅全集》始终占据显眼位置。每到周六早晨，他常抽出《鲁迅全集》的卷一，随手翻几页，满脸笑容地感慨：“笔锋还在，骨头还硬。”身边的卫士听习惯了，也跟着叫书里的人“鲁叔”。
1952年春天，许广平终于来到北京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，顺便拜访了总理。简单寒暄后，周恩来郑重地从抽屉里拿出最新的族谱和绍兴地志，指着密密麻麻的字迹说：“按辈分，我叫您一声婶母，理所当然。”许广平忙摆手，脸却泛起意外的红晕。屋子里的气氛放松了，大家都笑了。
姓氏的秘密终于揭晓，但没有人将它视为个人的秘密。周恩来随后指示：鲁迅纪念馆需要扩大展览，绍兴的两本周氏家谱要合并，一同放入馆内展示。开馆那天，细雨轻风，几位老工人悄悄地说：“总理也算是这里的展品之一了，他的心愿算是实现了。”
这件事本可以就此结束，但周恩来又加了一笔。他在给文化部的便条上写道：“辨认亲人，既是情感的呼唤，也是信念的坚持。作为民族的支柱，我们应当寻找到自己的根。”字迹刚健有力，没有多余的解释。或许，这才是他一直寻找家族根源的真实原因。
历史记录不断被更新，但那句“我得叫她‘婶母’”仿佛一颗钉子，牢牢地固定在了1952年的春日里。当年在场的警卫回忆说，周总理端茶时手没有颤抖。茶水表面平静如镜，反映出他内心的坚定——无论是亲情还是革命，都化作了对这片土地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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